[2]《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指出，社会信用方面的立法项目属于第三类项目，即立法条件尚不完全具备，需要继续研究论证。

2.惩戒决定程序的补正。（2）一个失信行为该当数个同种类处罚的构成要件时，应适用法益判断规则决定是否再罚。

[55]面对现代行政规制的扩张冲动，极有必要借助行政行为形式论的体系化功能，将新型规制措施安顿于既有的行政法教义之中，以确保其符合法律理性。"[23]仅用违反法定义务来定义失信，未必能表征其道德意蕴。上述措施之所以性质不明，主要原因在于原《行政处罚法》第8条对其缺乏定位，随着2021年修订的《行政处罚法》第9条将限制开展生产经营活动和限制从业纳入法定处罚种类，该类措施作为行政处罚的定位已经明朗。[25]诸如此类的还有伪造商标、假冒专利、刷单炒信等常见行为。[10]虽然以上涉及的行政奖励具有授益性，但行政给付是对符合条件的社会主体所提供的一种或然利益，并非基于法定请求权产生的主观公权利。

[15]然而，现有规定中的失信惩戒要件存在诸多含混之处，与明确性要求尚有距离。四、失信惩戒程序的法定化 《行政处罚法》第4条要求行政机关依照本法规定的程序实施，旨在确保程序法定的统一性和严格性。它早熟而又日新，是中华文明生生不息、天不丧斯文的象征，规定着作为国家根本法的底层逻辑，塑造它的基本内容。

[131]以信息平台经济的崛起为代表，国家权力溢出政治系统，迅速平台化、社会化。兹举两个例子进行说明。现行宪法尽管建立了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核心的集中体制，但同样也继承了大一统中多元而一体分层而统一的精神。[81]关于体系化的介绍，参见《宪法学》编写组编：《宪法学》（第二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20年版，第135页及以下。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和法律制度，植根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史所积淀的深厚历史文化传统。中国人民过去被人讥笑为‘一盘散沙，就是由于这个原因。

[118]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要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因此，中国的民主代表机构不可能基于世袭产生贵族院，也不可能设立代表局部利益的地方院，代表资格的普遍平等暗含选举资格普遍平等的逻辑。[106]彭真：《关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载人民出版社编：《彭真文集》，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65页。由于中国社会中固有的平等观念，也由于中国没有世袭的阶层和等级划分，这就使得中央政权有可能实行平等的法治。

保持大一统是现行宪法制定和实施的重要目标，构成现行宪法的客观约束条件。中国的大一统并非停滞的文明，也非汉民族一家独大的文明，而是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夷夏互变的阴阳构图与九州共贯的和合秩序。[21]二是统一国家治理的基础设施与具体标准。[88]原因之二是平抑借助城市土地征收而暴富的群体，进一步防止财富专私和垄断。

[49]多民族统一国家和超大规模国家是现行宪法必须面对的最基本事实。尽管1840年以来，中国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发生了剧烈的古今之变，宪法本身就是这个变化的产物，然而，高明的学者也提示我们，理解现代中国必须有从常观变[2]的眼光，常往往是变的原因，常规定着变的样态。

一方面通过针对农民的集体化改造，防止个体专私、抑制产生人身剥削和依附的土壤。在社会经济组织化层面，它体现为流动而一致的组织秩序。

正如彭真所指出的，十亿人民掌握国家权力，是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可靠保证，也是我们的国家能够经得起各种风险的可靠保证。第二是作为制度的财产权的例子。为确保超大规模国家在空间上的权力接力性，现行宪法第30条明确规定了构成上下级层级国家治理的行政区划单元，宪法按照历史传统，考虑到民族、经济、国防和便于人民参加国家管理等因素，把全国领土多层次地划成若干行政区域作为设置各级国家机关的基础，开展对国家各类事务的治理。[96]它在逻辑起源上不具有对抗性和防御性。以此为源泉和中心，产生其他国家机关，行使其他权力，强化权力来源和权威的一元性、最终性和最高性。中央集权早在秦统一前就在各国开始。

[69] （二）政体条款构成政治本质的现代表现形式 现行宪法第2条是政体条款，其规范结构形成三重含义：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通过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国家权力，人民依法律直接参与国家治理。没有明确的宪法和组织法授权和地位的各种组织参与治理。

唐代改北魏的宗主督护制为乡里邻保制，严格推行土地公有，反对土地兼并以形成豪强和农奴，建立起国家代替地方宗主而直接督护民众的体制。来源：《法制与社会发展》2022年第6期 进入专题： 大一统 国体 政体 法治统一 合宪性审查 。

之所以会形成这样的规范结构，仍然极大程度上受到大一统逻辑的塑造。[57]参见刘少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载肖蔚云等编：《宪法学参考资料》（上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1页。

首先，它说明了国家权力具有完整性和统一性，而人民本身又是一个集合体，人民作为整体是国家权力的所有者，而不是指人民中的每一个体是部分国家权力的所有者，[70]国家权力完整、直接、不可分地统一于一个不可分的、完整的人民。[38]金观涛、刘青峰：《兴盛与危机》，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27页。中国既没有照搬苏俄基于联邦制而在权力机关之间进行纵向分权的模式，也没有借鉴苏俄的苏维埃体制横向设立联盟院和民族院的做法，两院制始终没有被中国宪法采纳，而是按照中央集权模式来设计一元体制。通过过渡时期的土地改革实现个体农民向集体农民的转变，进而明确工农联盟，将绝大部分人口整合到人民的整体秩序中，这就实现了定于一需要的最大人口基数和社会基础。

[10]参见[日]渡辺信一郎：《中国古代的王权与天下秩序》，徐冲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83页。[131]See C. Thornhill, A Sociology of Constitution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pp.117-120. [132]参见朱云汉：《全球化的裂解与再融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61页。

[109]参见彭真：《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的说明》，载肖蔚云等编：《宪法学参考资料》（上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92页。[9]对这个现代中国形成过程的批评和质疑体现为全球化背景下帝国主义的话语，参见李怀印：《现代中国的形成》，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版，第374页。

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始终由相对狭小的国家机构统治庞大的社会以及政府始终存在着对自由市场的调控、保持区域发展平衡和保障社会平等都延续着大一统治理的基本课题，[55]这些构成了现行宪法规定基层群众自治、市场经济与宏观调控结合、社会保障体系的基本逻辑。

在政治统治与治理层面，它体现为分层而统一的管辖权结构。[119]中国民族发展互相交叉、形成杂居的历史，以及文化上互相同化的传统，加之近代以来整个中国被帝国主义侵略的事实，决定了我们只有毫不动摇地在保持国家整体一致的情况下充分给予自治权，才是按照历史给我们规定的条件走出的路。[5]因此我们才可以说，这个中国，与罗马帝国崩溃后的欧洲不同，几千年来尽管疆域的边缘比较模糊，但中心始终相对清晰。[128]三是治理内容碎片化，滥用地方治理手段和标准。

二、大一统塑造中国宪法：政治本质与经济制度 现行宪法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大一统就是最基本的中国实际，它既决定了现行宪法在国体、政体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不会采取近代以来各种直接移植域外的方案，也意味着宪法的内容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而是在此基础上根据中国自身的逻辑来塑造宪法的具体内容，也通过宪法实现自身的现代转型。[7]参见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编著：《中国宪法精释》，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1996年版，第56页。

[37][日]谷川道雄：《中国中世社会与共同体》，马彪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321页。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在中国大一统逻辑里孕育的重要民主形态，它充分体现了流动而一致的社会参与逻辑。

它们理解的历史只是宪法自身形成的历史，忽视了宪法之外绵延五千多年形成的历史连续性对现行宪法的深层规定。生活上互相依赖的单位的性质和范围却受着很多自然的、历史的和社会的条件所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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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天狐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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